“两位老人一起吃了饭。”
没有煽情，也没有音乐。只是这一句话，却让台下许多人忽然明白，她前面讲的土壤、岛屿、港口、甘蔗和山脉，不只是论文里的对象。它们也长在她家族沉默了几十年的裂缝里。
“因为我是做农业研究的，所以我的目光很自然地会落到餐桌上。”
她微微低头，看了一眼讲稿，随后又抬起眼睛。
“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，在彰化吃控肉饭。那一刻我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。它和山东的把子肉好像有亲戚关系一样。肉的形状、卤汁、米饭、配菜，以及那种把一块肉郑重地安放在饭上的方式，都太相似了。”
台下有人笑起来。
这一次，笑声是松弛的。
“还有鳝鱼。”瞿蕴灵也笑，“鳝鱼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食材。它没有什么可以大口嚼的肉，处理起来又麻烦。甚至连同属东亚饮食圈的日本和韩国，也没有那么普遍地吃它。可是两岸的餐桌上，对鳝鱼都有很高的需求。”
她说，南京人爱鳝糊，江淮地区有炒软兜，湖南湖北有鳝鱼粉和鳝鱼火锅，台湾有台南鳝鱼意面。细细长长的一条鱼，钻过水田、沟渠、市场、砧板和锅气，在不同地方被做成完全不同的样子，却又让人莫名觉得熟悉。
“所以，我很难对台湾同学生出一种纯粹抽象的感觉。”
她望向台下：“我不是先在地图上认识他们的。我是在一碗饭、一盘鳝鱼、一段老人终于重新见面的家族故事里，慢慢认识他们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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